“刘斯奋艺文生涯70年”系列活动将于9月26日隆重开启，活动包括“诗文书画——刘斯奋艺文七十年综合展”，《蝠堂诗品》丛书、《刘斯奋自订艺文年表》新书首发活动，刘斯奋长篇历史小说《白门柳》改编舞台剧、影视作品展示活动，“文化蝠堂——刘斯奋艺文生涯七十年学术研讨会”，全面展示这位跨界“通才”的文艺成就。
1944年，刘斯奋出生于一个充满文学与艺术氛围的家庭。父亲刘逸生是中国早期著名的报人、诗人和文艺评论家，被誉为中国现代诗歌赏析学新流派的开创者，其著作《唐诗小札》等影响深远。
刘斯奋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广东省文联主席，在小说创作、学术研究、美术、书法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。他说：“我从不给自己的人生设限。”在不同的身份中切换自如。其长篇历史小说《白门柳》荣获全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——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这是迄今为止，广东第一位也是唯一获此项殊荣的作家。
他还从事古典文学研究，出版了学术著作《岭南三家诗选》、《黄节诗选》、《苏曼殊诗笺注》、《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》等书。刘斯奋近年的兴趣主要集中到绘画方面。他的人物画曾在各地展出，被誉为新文人画。
但是，在旁人看来是“通才”的他，却一直谦虚地认为自己是“业余的”。刘斯奋为自己取别号为“蝠堂”，以“似鸟非鸟，似兽非兽”的蝙蝠自喻。
他给记者讲了一只蝙蝠的故事：有一只蝙蝠出外找朋友。它去找走兽，但走兽们认为它会飞，属于鸟类，因此不肯接纳它。于是它只好转而找飞鸟，不料飞鸟们又认为它没有羽毛，应该属于兽类，也不肯接纳它。结果弄得这蝙蝠“毫无立场”，进退失据，颇有点茕茕孑立、形影相吊的狼狈。
刘斯奋说，这个故事使我油然想到了自己。由于受到父母的熏陶训诲，从少年时代起，就迷上了写写画画，当时最大的“野心”，就是要做一个文化人，能够用好老天爷赐予的那一点悟性，得其所哉地过上一生。不料世事的发展却大违所愿，命运之手鬼使神差地将他推入了从政之途。虽然对于写写画画的兴趣始终没有稍减，而且一直在为少年的梦想不懈地努力着，但是却连一天的“专业人士”也没有当过。结果情形就成了这样：在写作界的眼里，他是从政的(或者还是画画儿的)；在绘画界的眼里，他也是从政的(或者还是写作的)，而在从政的同事当中，他又是写作和画画儿的。这情形，十足就像故事当中那只蝙蝠。他认为自己既不是纯粹的作家，也非纯粹的画家，而是一个无拘无束、率性而为的“跨界”文化人。
在记者采访过程中，已经80岁高龄的刘斯奋始终乐呵呵的，一如他的人生态度，人生就是要尽情地玩一场，“我玩了大半个世纪，没有遗憾”。
访谈
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
谈小说《白门柳》：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才是好作品
记者：为什么要写《白门柳》这本书？
刘斯奋：1980年春天，我作为宣传部张江明副部长的随行人员，赴广西桂平参加“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”，在行经西江的船上，经王晓吟介绍，认识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编辑邢富沅，一路上谈史论文，颇为投契。末了，他提出让我写一部历史小说，篇幅和题材都由我自己决定。我自幼受家庭熏陶，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，后来又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，从事文学创作一直是我的一个梦。受到正式约稿，自然极大地激发起我的创作冲动。回来之后，经过一番考虑，决定以明末清初那一段“天崩地解”的历史为背景，以江南地区一群有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角，通过他们所走过的坎坷曲折道路，来揭示我国早期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。把构想报给出版社之后，得到了认可，我就开始动手创作。
记者：写《白门柳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刘斯奋：写《白门柳》所面临的挑战，除了此前没写过小说之外，还面临两大难题：一是作为土生土长的岭南人，对江南的风土人情、山川地理可以说完全隔膜，只能凭借历史材料去驰骋想象，直到写完第一部才去江南实地考察一圈，补了“生活”。二是以黄宗羲这种思想家作为小说主角，如何把抽象思想变成形象，如何把思想家成长过程展示出来？由于此前并未有同类作品可资借鉴，同样构成了很大的考验。
现代人写历史小说，要有一个站得比古人更高的立足点，才能够显示今天人们在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发展。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大动乱，令中国社会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。这么大的一场历史动乱，中国社会究竟得到了什么，出现什么能够代表时代本质意义上的进步？我想来想去，是黄宗羲、王夫之、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诞生。这是我们土生土长出来的，并不是西方传进来的，这是真正代表时代进步的。所以我决定将早期民主思想作为要表现的主题，站在这一思想高度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重新回顾那段历史，就跟前人看法完全不一样。
记者：《白门柳》得茅盾文学奖后，对你的创作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？
刘斯奋：得茅盾文学奖是一个荣誉，但一部作品得不得奖其实不是最重要的。能经得住历史和时间考验的，才是真正的好作品。《白门柳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几十年仍然受到读者的认可与喜爱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东西。写完《白门柳》之后，我就封笔不写，转身去画画了。
记者：完成长篇小说《白门柳》的创作之后，你的兴趣和主要精力便从写作转向了绘画和书法。为什么不继续写小说了？
刘斯奋：这要命的《白门柳》，已经前后耗费了我整整16年的光阴——从37岁到53岁，可以说是人生当中最成熟、精力最充沛、艺术感觉最敏锐，因而也是创造力最旺盛的一个阶段。而为了写这部小说，我已经硬是把浑身解数都“砸”进去了，最后得以完成，算是有了一个结果。接下来呢，当然可以再写别的，但水平能否保持是一个问题；即使能够保持，却没有突破和超越，那么就不必浪费自己的精力，也不必浪费读者的时间了。更何况，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，写与不写，全在兴趣。兴趣来时，只管没日没夜地埋头折腾；兴趣一过，掷笔退场，也不会有瞻前顾后的为难。人生不过短短数十年光景，既然心中已经另有所骛，又何不试着换一种活法呢？
也许我属于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岁月都有着切身体验的一代，因此对于能赶上当今这样的鼎盛时世，从心底里感到珍惜；面对海阔天空的艺术之域，情不自禁地兴奋莫名。一种竭我余力，遍访名区，穷探宝穴之慨，油然而生；觉得惟有如此，才不至于辜负时代的厚赐。正是这一种无法抗拒的“时代诱惑”，使我在完成《白门柳》的创作之后，又转向了绘画和书法，打算去追寻少年时代的另一个梦。
谈文人画：中国艺术应坚守传统的审美理想
记者：你的文人画将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和原创性相结合，显示出强烈的个人特色。你为什么会选画文人画？
刘斯奋：文人画路子是轻描摹而重挥写，轻形似而重神似，轻客体表现而重主体抒发，轻技巧审美而重文化审美。这种画风发端于唐、宋，大盛于元、明，曾经主宰画坛数百年；其艺术观念即使是从当时世界美术的格局来看，也是走在前头的。只是到了近代，由于历史和政治种种原因，文人画才衰落式微了。但是，这种画风其实在很高的层次上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，理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。事实上，也只有在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，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审视自己和面对世界的时候，文人画的价值才得以被重新认识，受到认可，并有了通过注入现代精神，继续发展推进的可能。这对于身为文人的我来说，无疑又是一种令人意动神驰的“诱惑”。
记者：中国画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？
刘斯奋：不能妄自菲薄，盲目唯西方的马首是瞻，继续充当西方文化的附庸。而是要回归与重振中国艺术自身的“道统”。重新发挥中国画以线造型、以简驭繁和侧重写意三大优长，沿着弘扬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的方向去寻求突破。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我认为不管是当前的中国画，或是中国当前的油画、版画、雕塑，乃至一切中国艺术，都必须认真解决和始终坚守住的，就是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。一个民族的审美理想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制高点。只有站在制高点上，才能真正与别人分庭抗礼。
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就是中庸之道，是含蓄、内敛、不走极端，认为过犹不及；就是所谓温柔敦厚、怨而不怒、哀而不伤的诗教。在中国传统中，有很多东西是不入画的。如死亡、战乱、灾祸、杀人、流血都不画。因为人类社会或大自然的这些极端的、非正常表现，都不符合中国文化的重视现世生存的情结以及“和为贵”的中庸之道。这与以执着的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，西方艺术以激情之极度发挥，揭示之穷尽形相，表现之繁复淋漓为最高境界。画画也是无所顾忌，战争、死亡、流血、砍头、解剖，这些揭示人类“原罪”及其救赎的事物，全都可以入画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理想。我认为中国画——其他艺术品种也同样，应当始终守住自身的传统理想，从而在艺术表现上显得别具襟怀，大异其趣。才能真正使对方自觉不能，自叹不如，也才会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。
谈诗词：学习传统文化最好的方式是读古典诗词
记者：你将在9月26日首发新书《蝠堂诗品》，这本书是讲什么内容的？
刘斯奋：《蝠堂诗品》丛书一套9册，凝聚了我在诗词研究领域的成果，精选唐诗名家经典、宋词豪放派、婉约派名篇佳作。特别选取了清代、近代面临国家变革、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，品德高洁、舍生忘死、以笔为炬、唤起民众觉醒的岭南诗人。古诗选注部分通过今译文字为广大读者消除阅读的隔阂，让读者充分感受到古典诗词之优美。
记者：你对古典诗词的研究很深入，也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，你对古典诗词的爱好是来自哪里？
刘斯奋：来自我母亲，我母亲钟爱传统诗词。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她怀着我逃难到广西梧州，路上也一直在读古诗词。受到了这种胎教和母亲的影响，我从小对诗词就特别地敏感，十几岁就可以写出很不错的诗词。曾记得在中山大学迎接新同学的墙报上，我写了一首五言律诗：“喜得新同志，年华看早阳。挥鞭来八面，与我结同裳。漠北霜风劲，江南春草长。红旗须认取，千里说豪肠！”
学习传统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读古典诗词。因为古典诗词的作者是古代文人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一生都是读写诗词的，他们主要就是为了科举考试。由于熟读四书五经、古代典籍，从小培养了他们的灵性与人格，道德观与价值观，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写诗词，诗词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。同时，古典诗词又属于古代的百科全书，山川草木、喜怒哀乐，全都在里面，并且古诗词是形象的，既朗朗上口，又通俗易懂，是进入传统文化的捷径。
话说三星堆的青铜器仿佛把人带回到了《山海经》的世界中。那些奇异民族、山川河流和奇珍异兽，构成了上古文明的瑰丽之美。
谈自身：玩了大半世纪，人生没有遗憾
记者：为什么这次会想要举办艺文生涯70年系列活动？
刘斯奋：我已经80岁了，觉得人生应该要回顾总结一下，玩了大半个世纪了，有什么成果、经验、得失，都展示一下，让大家来评判一下，如果能给大家一点启发或一点感悟，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目的了。
记者：这么多年做学问，有没什么经验之谈？
刘斯奋：古典诗词、史学修养和思想方法，是我几十年来为文问学的三根支柱。首先诗词充满传统文化的精神，通过古典诗词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捷径。第二史学修养就是读历史，了解历史，了解这个时代的变迁。第三就是思想方法。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：历史唯物主义、辩证唯物主义，在人类活动的三维空间中，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。其与《周易》对于宇宙的变易认知，与中国传统的“衣食足，知荣辱；仓廪实，知礼节”的唯物主张，以及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民众诉求是相通的。现在很多人不重视思想方法，如果不掌握思想方法，看什么问题都是雾里看花。
记者：艺术创作如何创新？
刘斯奋：我的小说创作也好，书画创作也好，都具有独特的个人面目，而且极少重复。但从我本人的意愿来说，从来没有刻意去创新。只要你将自己的天赋、学养、想法和人生经验尽情发挥出来，那就一定是新的。作者无意求新，但读者自觉其新。
以我写《白门柳》为例，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来审视、思考明末清初这段历史，对当时的政治、社会现象、忠奸邪正的判断乃至男女关系的理解，自然都会与古人不一样。而用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方法进行创作，也自然会与古代小说大异其趣。当然，作为一部历史文化小说，我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积累和把握，无疑也起到重要作用。
总之，我从来没有刻意去创新，甚至不愿称之为创新，但只要把我的全部天赋、学养和积累充分调动起来，发挥出来，它自然就是与众不同的新的东西。很多艺术家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总是挖空心思搞出新，其实并不见得新，往往都是从别人那里“抄”来的。
记者：人生有没有什么遗憾？
刘斯奋：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，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，作家、画家、书法家、学者都做了，什么都玩了。建议大家充分玩，将自己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，至于达到什么程度就看老天爷决定。
记者：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或寄语吗？
刘斯奋：人的潜能是多方面的，绝不是只能做某一方面的事情。你只有试过才知道行不行，所以年轻人要多方尝试，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。你还有很多青春岁月去挥霍，不要这么紧张，我35岁之前还是一事无成的。多准备多积累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现代社会发展很快，很多新事物出现，也带来很多机会，问题是有没有准备好，能不能抓住机会。同时，要扬长避短，要弄清楚自身的长处和短处在什么地方。比如我的外语一塌糊涂，数学也不行，唱歌跳舞更不行，这是我的短处。补短是很难的，一定要认清自己的长处，把长处发挥到极致。你最能把握的，就是你的长处、你的天赋。
采写：南都记者许晓蕾 实习生叶嘉怡股票黑马推荐